图1 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筝
1991年，江苏苏州吴县长桥镇长桥村出土一件战国时期的筝，筝出土时置棺盖上。筝身用硬质楸枫木制成，保存较好。面板无存，首部弦槽残损一块，尾部一角残断，枘槽内略残缺。通长132.8厘米。筝身用整木斫制，形似平底独木船。首部方形，刻凿有长方形弦槽，槽底钻有12个透孔。筝身首尾之间凿有音箱。音箱上沿向四周扩凿成面板槽，面板覆嵌于档内。从筝身的情况看，面板应为弧面，但弧度较小。首部弧高约在1.1厘米左右，尾部弧高稍大，在1.65厘米左右。筝首下面设倒凸字形足，筝尾后翘，尾内凿有枘槽，向尾后渐平齐。枘槽底部并列凿有枘孔，分两列，各6个共12孔。筝通体髤黑漆，但大部剥落。该器12弦孔配12枘孔，应为12弦筝（图2、图3）。
图2 江苏吴县长桥镇出土战国筝
图3 仿江苏吴县长桥战国筝
筝与瑟同源，为一弦一音的散乐演奏。区别筝、瑟的不同主要是乐器的形状。筝较瑟狭长，弦数为瑟的一半，有12弦、13弦，筝面上有弦柱，岳山凸起，尾部有系弦的枘。
汉画像石中可准确辨识为弹筝的画面不多，徐州贾汪白集汉墓中有三幅弹筝的局部画面，过去都解释为弹琴图。第一幅为中室南壁刻石，原发掘报告描述为：“左一人抚琴拨调，另两人面向弹琴者，双手合掌，似在伴唱”。第二幅为中室北壁西刻石，原发掘报告描述为“一组乐队为燕饮而演奏。乐队共四人，一人作调琴姿势，另三人合掌胸前，似在歌唱和伴奏”（图4）。第三幅为前室东横梁右端画像（图5），发掘报告的描述是：“一人端坐置琴于膝上，正在演奏三弦琴。”通对白集汉墓的原石考察和摹图，发现原报告的解释并不正确，三幅弹琴的画面实际上都是弹筝。第一，弹奏的乐器从比例上来说显然要比琴长了许多；第二，琴面上细线刻着许多弦路，有的超过了七弦；第三，乐器的尾部刻着凸起的尾岳；第四，在第一幅“调琴行乐图”的尾部刻有凸起的弦枘。这些细部特征与筝的特点完全相符。
图4 贾汪白集汉墓“弹筝”图
图5 贾汪白集汉墓“弹筝”图
徐州汉画像石馆2006年在贾汪地区征集的一块画像石，雕刻技法与白集汉墓的雕刻技法相同，画面的局部为宴飨乐舞图，画面中一人作长袖舞，伴奏者为弹筝。筝的特征比较突出，筝面作拱起的弧形，有岳山、尾岳，尾部有两个凸起的弦枘；筝面上刻着细密的弦路，演奏者双手作弹拨的姿势（图6）。
图6 贾汪画像石“弹筝”图
四川成都附近发现的两块乐舞图画像砖，伴奏者也为弹筝。弹筝者跽坐于席上，筝面形状有弧形的拱起，筝的首端在放在膝上，尾端置于地面，右手在首岳处弹拨，左手在筝的中部装饰发音（图7）。
图7 四川画像砖中的弹筝图
汉代乐队中，筝不是主要的乐器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中有钟工、磬工、箫工、鼓员、琴员、瑟员等，不见有筝工或筝员，汉代图像中弹筝的画面也不多见。可见筝在乐府演奏中不是主要的演奏乐器。
四、关于筑
筑战国时期流行于楚地，是人们既熟悉、又陌生的乐器。说它熟悉是因为《史记》中两次记载“击筑而歌”的故事，一次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，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：“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为变徵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。”一次是刘邦还乡的故事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“高祖还归，过沛，留。置酒沛宫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，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，教之歌。酒酣，高祖击筑，自为歌诗曰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
说它陌生是因为筑已失传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乐器不是很了解，只是从文献中揣测筑的样子。《说文》曰：“筑，以竹曲，五弦之乐也。”刘熙《释名·释乐器》：“筑，以竹鼓之。筑，柲之也。”这里说的柲即柄的意思。古人有“筑与琴似”、“筑与瑟似”、“筑与筝似”等多种说法。在文献中，宋代陈旸《乐书》对筑的介绍最为详细：“(筑)身长四尺二寸，颈长三寸，围四寸五分，首长广七寸五分，阔六寸五分。品声按柱，左手振之，右手以竹尺击之，随调应律焉。”不过陈旸复原的“古筑图”与汉代的实物还是有较大的差距（图8）。
图8 陈旸《乐书》“古筑图”
对于一件具体事物的描述而言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十说不抵一图。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件筑的明器模型；1993年，湖南长沙望城坡发现的西汉王室墓中出土了三件实用的筑；1976年，在广西贵县罗布泊一座西汉初期墓中出土了一件明器越筑。“筑”的形象逐渐明晰起来。
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标本“北67”出土的筑（图9），根据“遣册”简五二：“筑一，击筑一人”断定为明器的筑。该筑长32厘米，尾部细长，尾端略膨大，身部近似四棱长棒。首部两端各有五个小竹钉成一字形的等距离嵌入，原来应有五根琴弦张在上面。头部的竹钉之外，有一蘑菇状圆柱，上面还绕有丝质残弦，其作用如琴枘或琴足。
图9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筑
1993年，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王室墓出土三件筑。形制作“大头细颈”，“大头”即音箱部分，长方体，内凿空，底部镶嵌一块薄板．薄板与音箱壁用木梢连接固定。“细颈”即柄部，作半圆棱柱体，尾端微翘呈半圆状。皆整木剜制,为五弦筑。箱体两侧呈弧形微鼓,宽于面板。首岳上有5道弦槽,外侧有一方孔,插立一蘑菇状弦枘。持握的筑柄细长,上棱下圆。尾端呈桃形,尾岳嵌其上。标本C:71,共鸣箱两侧浅刻盘曲的飞龙,龙身饰朱色。通长93.5、面宽5.1、体宽8.4、通高13厘米(图10)。标本D:107,共鸣箱两端髹黑漆，长117.4，宽5.2、体宽7.2,通高16 厘米(图11)。标本C:72,形制与D:107相同（图12）。
图10 长沙西汉王室墓出土的筑（标本C:71）
图11 长沙西汉王室墓出土的筑（标本D:107）
图12 长沙西汉王室墓出土的筑（标本C:72）
1976年，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筑（图13），墓中的《从器志》载明“越筑”一件。此筑实心，已残，仅存木质实心筑体一段。残长42.4厘米。筑体一面平，两侧边缘起棱，另一面呈弧形，中脊起棱。比较完整的一端下弯，有五个弦孔。从此器体为一根很窄很薄的实心半圆木条、平均弦距不到0.5厘米的情况来看，其发音必然微弱，判断此为明器。
图13 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筑
汉代画像中的击筑图目前发现四幅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彩绘棺头档上的漆画击筑图，画面中一神怪以左手持筑之项部，右手抓一长条形竹棒作击打状（图14）。1973年在连云港市海州西汉“侍其繇”墓中出土一件乐舞图漆奁，上面有“击筑图”，“筑”分为琴箱和琴颈两部分，琴箱部分与琴相似，琴颈细长头部弯曲，演奏时左手把持琴颈按弦，掌控音准；右手持一竹尺，击打琴箱上的琴弦发声（图15）。
图14 马王堆一号汉墓彩绘棺击筑图
图15 海州西汉墓漆奁上击筑图
南阳新野樊集出土的画像砖发现两幅击筑图，分别为“甲第、乐舞百戏”、“拜谒、乐舞”两幅图。其中“拜谒、乐舞”画像中的击筑图表现的较为清楚。击筑位于画面的有下方，上面有一位击鼓者，左侧有杂技、长袖舞表演。击筑者左手把持琴颈，右手持一竹尺，筑身中部有一三角形弦柱，将琴弦托起，筑的尾部有一凸起的圆柱，似为弦枘（图16）。
图16 南阳画像砖击筑图
从出土实物及图像来看，汉代“筑”分为琴箱和琴颈两部分，演奏时左手把持琴颈按弦，掌控音准；右手持一竹尺，击打琴箱上的琴弦发声。黄翔鹏对汉代五弦筑的演奏性作了这样的表述：“用左手掌托在柄端下方的半圆柱上，右边由中指、名指、小指收拢而将柄端的左侧抵在左掌大指根部的鱼际穴上，即可稳持筑柄，空出大指来压控左边的第一、第二弦，空出食指来压控第四、第五弦。”（黄翔鹏《秦汉相和乐器“筑”的首次发现及其意义》《考古》1994年第8期）
汉代“筑”为一弦一音，与筝相似，因此也应该有弦柱、弦枘，只是弦的数量减少为五根。筑的演奏，“以竹尺击之”，属于击奏乐器，因此较手指弹拨的瑟、筝，声音更加高亢悲壮。
结语
音乐是时间的艺术，图像是空间的艺术。“真正的音乐只能存在于表演的刹那问，古代的音乐作品只能存在于表演当时的瞬间”。在没有录音设备的古代，要复原当时的音乐情景，只有靠图像提供的线索。
“宣物莫大于言，存形莫善于画”。文献的记载及出土实物，使我们对汉代的琴、瑟、筝、筑这四种拨弦乐器有了清楚的了解。
汉代是有尾板的琴。琴的尺寸约在80~100厘米之间，宽度约20厘米，琴为五弦或七弦。瑟为长方体的矩形，瑟的首端有岳山，尾端有尾岳和瑟枘，瑟枘为凸起的柱状。汉代瑟的尺寸在114厘米左右，宽度约40厘米，二十五弦。筝是在瑟的基础上发展的乐器，筝的外形为狭长的矩形，筝与瑟的结构接近，两者相比较，筝的岳山抬高，柱码加大，床面拱起度较瑟大一些，筝的尺寸在130~160厘米之间，宽度约20厘米，弦的数量十二或十三弦。筑的样式非常特别，形制作“大头细颈”，“大头”即音箱部分，“细颈”即柄部。筑的尺寸约120厘米、柄长50厘米左右，筑的弦数为五根。
有了实物的比对，汉代图像中的琴、瑟、筝、筑的辨识有了科学的依据。图像中的琴、瑟、筝、筑不仅刻画出其外形的特点，还刻画出其演奏的方式，乐队的组合及其演出的场景。从发现汉代的汉代乐舞图来看，琴、瑟是汉代主要的弹弦乐器，往往在乐队中与其它乐器组合出现；筝、筑在图像中出现的较少，在汉代乐队中不是主流乐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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